“十五五”要把新型工业化放在重要战略位

　　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赛迪研究院”）主办的第六期新型工业化大讲堂活动成功举办。本期讲堂的主题是“‘十五五’前瞻：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和‘机’”，由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刘文强主持。
　　刘文强表示，“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完成“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远景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时期，希望本期讲堂更好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服务。
　　围绕“十五五”前瞻话题，本期讲堂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作主题发言。工信部政法司、规划司，各地工信局，赛迪研究院及“1+7”新型工业化智库、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代表共同参会并参加讨论。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要把发展新型工业化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是新型工业化中需要创新的内容。
　　新型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布局重点工业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柱石，也是产业体系的柱石，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健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火炬中心原主任贾敬敦指出：“‘十五五’期间规划，要把整个工业体系从中低端推向中高端，并力争使一部分产业成为世界产业的前沿，发挥引领作用。未来，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把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具体而言要做到三位一体：要把科技创新注入传统产业，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培育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董煜也表示，可以说从上一个五年规划到现在，经济工作中增加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两个重大提法，未来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下功夫，一定要有中长期的战略思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内参处处长、副研究员王成仁在会上表示，“十五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线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起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统筹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工作。
　　对于“十五五”时期的产业选择，与会专家给出了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先军表示，要发展破解技术约束的新兴产业，集中表现在“小软大”三方面：包括芯片、零部件、材料等物理尺寸上的“小产业”，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知识密集和生态繁茂的“软产业”，机床、大飞机、深空深海装备等大国重器的“大产业”，集中表现在优先发展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工业软件、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
　　要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导产业，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房地产、航空航天，钢铁、建材、有色、石化等。此外，还要发展复合特征型的融合型产业，包括服务机器人等服务型工业，数字孪生、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等工业智能化，AR、VR产品等工业体验化等。
　　具有社会功能的传统产业也是当前需要优先发展的，关系国民生活以及民众就业，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制定强有效的创新政策
　　业内专家指出，发展新型工业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十五五”期间如何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并把创新注入到产业政策之中。我国应当出台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制度和政策上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确立起来。
　　贾敬敦表示，我国要在新型工业化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基础研究一定要跟得上，应当下决心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增加科学知识产出。我们应当出台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制度和政策上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确立起来；在“十五五”期间，也应当大力发展工程科学，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要以科学为基石、以工程科学为基石。
　　“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政府主要在环境、制度和法律上发挥作用，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贾敬敦表示。
　　不过，贾敬敦坦言，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中国工业上台阶、上质量、上水平，专门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的科技金融比较薄弱。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中国金融需要在结构改革上迈出扎实的一步。
　　“‘十五五’期间政府政策的制定可以转变思路，从聚焦产业转向更关注企业。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例，尝试在产业政策上更多的结合现有的企业池，例如分门别类，突出培养示范企业，打造重点企业。” 董煜表示。
　　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实现大规模颠覆性经济增长的技术，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以往，全球产业分工和格局变化遵循基本的市场竞争逻辑，是一个利润驱动和成本驱动交替、叠加作用的过程。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技术、市场、规则标准等方面的优势，构筑了不同于传统军事、科技、经济等的新的权力，更以安全为名左右产业链分工与格局变化。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科学看待人工智能的热潮，其本质上是高级别的数字化，解决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等问题。“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要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要防止受制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盲目跟从、全面推进。”王成仁表示。
　　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会变，在当前外部形势下，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需要苦练内功，依靠高质量发展强大自身。对内，新型工业化不仅要全、大、宽，更要全而精、大而强、宽而深。我国在芯片设计、数控操作系统等工业软件，数控机床、关键部件和材料等硬件方面有很好基础，处在突破的前沿。要充分释放中小企业活力，依靠中小企业创新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在李先军看来，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要保障14亿人收入均衡性的改善，这不仅要求对先进技术的引入、发展新兴产业，还需要关注改善就业和民众收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要关注文化的建设，解决贫富差距、社会服务不足、文化冲突等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矛盾，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还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价值观进行调节。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绿色、低碳、环保等要素需要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中。
　　对外，发展新型工业化要抓大放小，促进综合体、集团式主动“走出去”，把掌控力强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可靠国家，增强全球产业粘性，实现整体价值链跃升。
　　王成仁表示：“必须转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评判理念，优化要素获取、产业链合作的重点和方式，撬动全球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共同体。”
　　“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关注新的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像西方通过全球掠夺和战争来实现，只有通过全球化的贸易和合作来实现。但在新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化如何实现，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是新型工业化中需要创新的内容。”李先军指出。
　　专家指出，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要关注与世界各国的协同发展。在新的全球化态势下，新型工业化不仅要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也要强化与世界各国的协同合作，以深度全球化支撑和保障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