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实现新型工业化还要在制度环境和精神理念上下功夫

　　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主办的2024赛迪论坛在京举办。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讲席教授赵昌文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实现新型工业化，需要具备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精神理念三个条件，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第一条，接下来还要在制度环境和精神理念上下功夫。
　　新型工业化，“新”在哪里？
　　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讲席教授赵昌文在演讲中提到，理解新型工业化，既要与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相区别，又要与中国过去的工业化模式相区别。他提出，新型工业化要从六个“新”理解：新阶段、新理念、新任务（新格局）、新动力、新路径（数字化、融合化、绿色化）、新愿景。
　　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是新阶段，传统的工业化往往是伴随着资源大规模消耗和环境污染，技术水平、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有限，劳动生产率低等弊端，其工业化模式很难持续。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意味着必须摆脱过去传统工业化的路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是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均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赵昌文着重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当前，我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不够快。而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低的同时工资水平增长过快，就意味着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所以，要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收入水平增长齐头并进，才能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要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创新。
　　在赵昌文看来，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集中表现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工业产值的上升。当工业产值维持在稳定的水平，服务业产值将会更快地上升，同时伴随着农业产值的下降。但三大产业中，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最低的。因此，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服务业的比重越大，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这就是那些更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经济平均增长率比工业化后发国家更慢的很重要原因。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处于中后期。赵昌文认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靠科技创新不断地提升劳动生产率，使产业升级的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保持同步。当前，很多领域产业升级的速度比较快，互联网、信息技术、先进技术的使用也比较多，但很多时候，在产业升级的同时，企业的利润提升速度、企业获得回报的提升水平没有跟上。
　　赵昌文表示，当前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而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开始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伟大机遇。
　　历史上，英国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和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及美国能够继续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都需要具备三大条件。赵昌文将其归结为：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与精神理念。
　　首先是经济基础，中国当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人均收入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平均数。因此，从经济基础上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经济条件。
　　但从制度环境和精神理念两点来看，我国还有需要继续提升的空间。
　　在制度环境层面，赵昌文认为，有几点可以实现进一步调整。第一是调整报酬结构，要推动新型工业化，就要推动整个社会报酬体系的调整，提高实体经济、制造业部门的平均收益率。第二是提升企业纵向流动性，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之间要形成一个合理的生态，不能使大企业过于垄断——“大树底下”不长草，甚至寸草不生。第三是要调整金融制度，要形成激励相容的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既要做大做强，成为能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强大的金融基础，又要形成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合理关系。
　　在精神理念层面，赵昌文认为，要树立工业精神、技术乐观主义精神。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都会遇到困难。但在整个工业革命实现的过程中，人类一次次地克服困难实现了新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环境面前，中国的企业之间要形成更强大的合力，实现更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